如何看待香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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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如何看待港警匪片

1、善與惡的命題

類型片向來是講善惡的，久已如是，百年來似乎沒什麼變過，要變，也無非是復雜些。

早在香港警匪片出現前便是如此，民間的行俠仗義，是為善，惡人呢，總是與官府勾結或者一片官派作風。碰著一個「官」字便十惡不赦起來。英雄與政治總脫不了關系。

那時講究的是反抗，政治總是污濁的，從《火燒紅蓮寺》到《黃飛鴻》，反抗的姿勢千奇百怪，鮮有說「為人民服務」的，政治使然，人們不相信。

等到《警察故事》或者《省港騎兵》，那已經是廉政公署之後的事了，香港人開展「整風運動」，警察的形象才好起來，變成了善的代表，你看《點指兵兵》，滿是同情的口氣，這恐怕是香港警察這個詞所罕見的待遇。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香港警匪片輸出世界，成為我們對港片的記憶。

說起來，香港警察的形象很大程度是由警匪片樹立起來的，只不過大家樂得接受，倒也相安無事，平和了一段時間，成龍兩奪金馬影帝，靠的也多是輸出的形象分。只是這種情況放到九七之後便有些不倫不類起來，民眾對警隊日趨不滿，還談什麼健康形象？

於是善與惡便在這里糾結起來，一方面成龍式的形象全然沒有說服力，一方面為了內地市場也不好說警隊的不是，兩頭不靠，郁悶得很。

似乎只有杜琪峰看得清楚，警匪，在杜琪峰電影中沒有明確的定義，可以全部是警，也可以全部是匪，杜琪峰的警匪片只是藉助這個殼的自我表達。同理的還有《無間道》。

所以你看，九七之後的警匪片大多不成氣候，在合拍計劃之後，幾乎全軍覆沒。

《掃毒》有善惡，警方是善毒販是惡，《風暴》也有善惡，警方是善搶匪是惡，不同的是《風暴》里關於善惡的處理更人性些，但大方向看來，還是臉譜化嚴重。

《風暴》講法制，只是搞不懂劉德華這樣的信念從何而來，朋友怎麼看，民眾怎麼看，全然沒有交代。

在《風暴》中，民眾是缺席的，因為這個缺席，電影的可信度便降了很大一截。但你若要在電影里加入民眾，恐怕香港人自己看了都會發笑，在這里，善與惡的處理變成了一個費解的難題，香港警匪，只能打打擦邊球。

所以所謂純正的香港警匪是再也尋不著的，觀眾的印象停留在八九十年代，形勢卻又是變得翻天覆地，最多像《掃毒》一樣，玩玩「空想警匪主義」了。

2、現實與幻想的脫離

我們還是從早期說起。最早的警匪片大約是可以分為三個派別的，新浪潮的寫實派，吳宇森的浪漫派，還有一些所謂記錄歷史派。

寫實派自不必講，關注社會是新浪潮的特點，不分警匪還是武俠，而即便吳宇森，也是融入了自己的時代印記和社會看法的。《英雄本色》只能是那個時代的《英雄本色》，《喋血街頭》也只能是吳宇森自己的《喋血街頭》，讓人哂笑的是許多年後陳木勝用了《喋血街頭》的殼來講一個所謂「兄弟情」的故事，他不知道的是，沒有了那股個人體驗，這個故事已經氣韻頓失了，他的所謂兄弟情，只是老電影里的兄弟情。

桂洪志的一些電影，麥當雄的一些電影，卻在嚴格地從大環境里尋題材，內地與香港的關系成為他們必然記錄的話題，你看《省港旗兵》，無論過去多少年，在幾乎所有的評選中都能占據前十的位置，這部電影已經等同於時代。

但是你看現在的香港警匪片，大多存在於幻想世界中，你要大格局，於是去了泰國，但這里的泰國僅僅只是一個符號，泰國警方不起任何作用，泰國匪幫也和香港匪幫沒有二致，除了可以上演直升機追車的老套戲碼，實在看不出任何作用。

更幻想的是所謂炸掉中環，你炸中環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導演不去估計，中環向來如潮的人流在哪裡，導演選擇失明，這么大陣仗去搶銀行合理性有多少，導演依舊不理，可以這么說，這里的中環只是導演心中幻想出來的中環，與香港扯不上半點關系，如同泰國也與泰國無關一樣。

在發布會上有人問導演，電影里搞那麼大動靜，隔壁的駐港部隊怎麼不出動？導演笑而不答。於是許多人聯想到政治隱喻，我卻以為，幻想的世界本就不存在什麼合理性的考慮。

我不知道香港人如何看待這類「臆想電影」，至少我是無法接受的，這和早年內地盛行的古裝大片幾乎沒有區別。

3、懷舊的迎合

似乎從幾年前開始，國人懷舊的風潮便愈演愈烈，對於經濟與電影都處於起步階段的群體來說，這樣的懷舊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

香港電影的懷舊是源自合拍片的幾年之後，起初只是簡單的技術重復，到這些年，便上升的誇張的地步了。究其原因，無非是看錄像廳的那一代人長大了，而且多滲入電影行業之中。

你我都抵擋不了身邊人三三兩兩的吹風，人們喜歡什麼樣的電影，什麼樣的電影才是好的，如果精力旺盛地整天泡在網上，難免受到「過濾數據」的影響，所以，連孫建君也會認為自己的電影是好的。

但市場反映也是如此。人們喜聞樂見，創作者便懶得思考了，更何況，他們還能在此去唏噓昔日的榮耀。

從本質來說，《掃毒》是和《光輝歲月》一樣的兩個側面，一個收集符號，一個收集人，《掃毒》把吳宇森、林嶺東、杜琪峰掃了個遍，《光輝歲月》則把七八十年代的武打巨星聚集了起來，《掃毒》掃的是八零年代後生人的票房，而《光輝歲月》，則把歲數再往前推二十年，按照電影市場年齡分布的規律來看，也難怪差異得那麼明顯了。

懷舊不是不可以，我覺得問題是出在懷舊的迎合上。

兩三年有一部電影叫《打擂台》，也是懷舊，年齡段更早，卻把這個舊懷得轟轟烈烈，情懷不斷，而《掃毒》，卻只在拼貼符號，究其原因，我想就是心機的區別。《掃毒》的迎合心機太明顯。

迎合是香港導演目前的通病，美其名曰「接地氣」，在內地要接內地的地氣，在香港要接香港的地氣，所以同一個導演拍合拍片和拍純港片是截然不同的，更有甚者，香港的地氣逐漸演變為粗口與政治隱喻。似乎香港人就是這樣的。

彭浩翔便是一個顯然的例子，《春嬌與志明》被港人批評討好內地，他便搗鼓出《低俗喜劇》來，極盡惡俗之能事，還安排了一個廣西佬，種種企圖用心明顯，港人當然盛贊。只是奇怪的是，今次的《飛虎出征》他把嫖妓地點從原定的深圳改為了澳門，這個改動讓人猜想甚多。

當然，《飛虎出征》雖然也有警匪，但卻是不值一提的電影。

或者可以這么說，迎合，讓香港導演丟失了創作的動力。

4、惰性與吹捧

吹捧無處不在，尤其是一些只喜歡香港電影的人進入這個行業後這種情況越發明顯。

別以為導演對社會輿論都是了如指掌的，我便保證這篇關於香港導演的文字不會有任何一個香港導演讀到。社會的反應，再不濟，也是五五分，你看孫建君、郭敬明們有如此自信就可以知道。所以看到《小時代》三、四部的開拍或者《四大名捕2》的上映也不用多過驚訝，身邊的工作人員總能找到在某一處的成功，別低估了他們的智慧。

持續的吹捧會讓這些導演以為復制這條路是對的，這很容易理解，想想你爹媽在你耳邊整天嘮叨要生一個孩子就知道。只是與生孩子不同，復制，是拍電影的捷徑。

捷徑走多了，難免不思進取。既然得到的利益差不多，為什麼還要苦費心思？利益，成了拍電影的終極目標。

中國電影市場最大的畸形就在於此，目的都是在於錢，馮小剛說「錢是王八蛋」，是許多年前王朔的口吻，但是，既然如此，你拍出這個片到底是為了什麼？為了造福大眾？這是慈善的施加恩惠？恐怕沒人同意。

《風暴》的惰性在於全盤復制，人物性格、人物設置、劇情走向，你都可以在以往的電影中找到模板，至於轟炸中環，如此表面化的視覺呈現都可以叫創新？那我說《富春山居圖》的迪拜之戰在全球電影中都算創新，人家沒拍過。

《掃毒》更甚，你都找不出一個原創的符號，「誓要入刀山」，一首歌就可以代表的電影。

溫水青蛙死得慢，但終究會死，如果不用點心思，只能是在劫難逃。

5、 舊思維的貪戀

說到底都是一個貪字，貪戀票房、貪戀捷徑、貪戀曾經的輝煌。

曾經的輝煌是驕傲，也可以成為桎梏。你的懷戀過去和求新求變一樣都是建立在往日基礎上的，號稱警匪片新出路的《風暴》也只是在皮毛上下了些工夫，實則並無二致。

早年香港電影新浪潮為什麼給港片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只是因為這些導演多有國外的經驗，他們徹底拋棄了更輝煌的邵氏時代，方向和技法不同，從而出現許多好作品，而如今的導演，有些是輝煌年代的從業者，有些是輝煌年代的影迷，他們揮之不去那種根深蒂固的影響，談徹底決裂，對他們來說很困難。

香港警匪片的困局也在於此，你不自覺地就走向了傳統的那一面。

太過迷戀光輝歲月，便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某某是這么乾的，某某某也是這么乾的，前人的經驗變成了教條，你便失去了創作的能力，陳木勝的《掃毒》受到很多人的歡迎，其實人們喜歡的不一定是《掃毒》，而是《掃毒》里出現過的許多電影。

這兩年內地出了許多新導演，盡管質量欠佳，但總歸是新鮮的念頭新鮮的路，他們代替不思求進者，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㈢ 請有這方面知識的朋友談談關於香港電影近些年來的發展以及相關信息

香港電影黃金期已經過了，但是我有信心，一定崛起的，香港人很堅強~
動作片雖然年邁，但又一批年輕人還是在投入，我相信只要仍然有人，就有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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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香港電影對中國大陸的人有什麼影響與特殊意義為什麼香港電影在中國大陸人心目中有重要地位

很喜歡這個問題 說說個人的看法
電影是一門藝術，同時也是一種軟性的政治宣傳。76-88年生人的內地觀眾都是看香港電影長大，內地在這段時間內幾乎是空白，而歐美電影在這段時間內也並不像現在這么強勢，在這種情況下，港片的高產讓觀眾從銀幕上接受了大量的信息，讓在這個年齡層的觀眾在處世、價值觀和生活態度甚至審美觀上受了極大的影響，提到小馬哥，人人都會想起那件黑風衣和那根牙簽，都會想起他的江湖義氣（哪怕現在，杜琪峰電影都會喚起人們對江湖義氣的嚮往，比如槍火），提到古裝美女，都會想起聶小倩，提到大俠，都會想起郭靖、黃飛鴻，說到英氣逼人，都會想到林青霞的東方不敗。更別說王晶、周星馳興起的無厘頭，古惑仔引起的幫派熱
本人是個港片迷，很想多說一些，不過水平實在不高，而且這個問題感覺太廣，因為港片在內地有今天的地位，還牽扯到了20年前內地電影極度不重視，審查的極度扯淡等等，還有就是香港電視劇引起的追捧。還記得小時候看了霍元甲、射鵰後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比武的事，哈哈

㈥ 香港電影的評論

雖然香港電影是以娛樂為主的商業電影模式，但是，在娛樂的內核，卻散發著社會閱讀的模式，而使得香港電影在影像中或多或少的對社會現實獲得一點的認識與了解（更何況，寓教於樂是中華文化中的優良傳統，而香港電影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跟內地電影幾乎是相互融貫的）。如香港的多年以來的住房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的李曉導演的《危樓春曉》，到60年代的秦劍的《難兄難弟》，再到70年代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方育平的《獅子山下》系列，甚至是80年代成龍的《警察故事》、90年代張之亮的《籠民》等，都多多少少的反射出香港社會的住房緊張的問題；又如香港的治安與黑社會問題的嚴重，也在不少的電影中出現，甚至警匪動作片成為香港電影的主流之一，如《英雄本色》、《黑社會》等 。
香港電影是香港社會現實的某種反射，因而也貫穿了香港人的重要精神面貌：樂觀自信。即使是在回歸以後有了祖國這個「母親」這個「大家庭」，即使是面臨困境與挫折，這種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凝結的香港精神也被融入於影片之中，無論回歸之前，或者回歸後的作品中。
殖民地的歷史是香港19世紀以來的不可揮抹的痕跡，也雖然給香港帶來了不少的傷痛，但是，不能否認這種殖民統治所帶給香港的積極的影響，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香港經濟的騰飛，而也使得樂觀自信成為港人的一個重要精神面貌。
1961年，郭伯偉爵士擔任港英政府的財政司，直到1971年。在這十年當中，他推行所謂的「積極的不幹預」政策（主要是認為政治家與文職官員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樣通曉經濟，也不比為商業衰退承擔責任；而政府只需為了赤貧者的利益進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預），使得扣除掉通貨膨脹因素，香港的實際工資增長了50%，月收入低於400港元的家庭從50%下降到16%，更是使得香港逐漸形成了典型的現代社會態度，甚至港人以近乎藐視的眼光看待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英國（認為英國經濟的症結在於政府扶持難以存活的企業，導致進取精神的喪失），再加上在政治上香港處於英國與中國的夾縫中，香港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獨立，而經濟的迅速騰飛，更是使得他們相信多勞多得、相信明天會更好。（1971年11月麥理浩爵士的擔任香港總督則促使香港經濟的進一步騰飛。）就如劉德華在接受采訪時所說，香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發展，裡面有好多的挫折和讓人沮喪的時候和事件，但是有港人的不停地支撐著，使香港不屈不撓。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勞多得……」在《麥兜故事》中，麥太一邊練著體操一邊唱著，盡管麥太是單身母親，帶著麥兜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是，她希望孩子出生後即使沒有周潤發、梁朝偉般的帥氣也要有好的運氣，她相信明天會更好而可以帶著兒子到馬爾地夫看藍天白雲，即使在面對著一次次的失敗與挫折。而春田花花幼稚園的Miss Chen所教給麥兜他們的那首英文歌曲，《All thing bright and beautiful》，同樣是充滿著陽光般的溫暖與明麗。至於麥兜，更是一次次的在挫折與失敗中爬起來，繼續的往前走著，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希望永遠都比失望要多，而明天會更好，這是麥兜所堅信的，也是港人所堅信的。
即使是那個因為遭遇了亞洲金融風暴的阿金，在自助銀行中她仍然不忘給予同樣處於困境中的歹徒以教導樂觀自信的港人精神，別的舞女因為長得漂亮而有不少的顧客關注，而阿金則以自己的獨特的「醉拳」賺錢甚至敬業……20世紀70年代的一樓一鳳，80年代的股市大跌（在陳可辛導演的《甜蜜蜜》中也有所表現），再到90年代的北姑的紛紛湧入香港「淘金」「討吃」以及亞洲金融風暴，雖然也表現出阿金的從「得意」到「失望」再到「嘆氣」的過程，但始終洋溢著阿金的樂觀自信的香港精神，也從沒有放棄希望－－影片最後的阿金得到了朋友償還的錢，則是這個希望的具體體現。
香港電影很多時候的大團圓的結局，其實也是香港人的那種樂觀自信的精神的一種體現，即使面對再大的困難，都心存希望，明天會更好－－如果比較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主流動作電影，這種樂觀自信的現代港人精神更加的明顯。張徹曾經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60年代的內地的文化大革命與香港天星輪提價所引發的港人暴亂對他的武俠片的影響，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都是以主角的死亡為終結，如《報仇》、《刺馬》等；但到了吳宇森（他深受張徹的影響），孩子這個未來的希望的象徵則被一而再的再現於影像中，無論是《英雄本色2》還是充滿暴力的隱喻的《喋血街頭》，甚至《辣手神探》的高潮戲中穿插了救助嬰兒的場景；而到了劉偉強導演的「古惑仔」系列，黑幫英雄得以更加的年輕化的處理，且散發著自信的因素……
而即使是在一些悲劇性的作品當中，也不乏這種樂觀自信的因素，如張婉婷的《玻璃之城》，父輩的愛情在車禍中走向終結，但兒女一代卻在不斷的誤會與消解中逐漸的走到了一起；《狗咬狗》是香港電影中少見的一部暴力、灰色的CULT作品，但最後出生的嬰兒則給這個灰色的故事帶來了最後的一絲希望與亮色；杜琪峰在《槍火》中讓五兄弟之一死裡逃生，盡管整部影片散發著濃濃的死亡的氣息，而到了《放·逐》雖然是讓五兄弟逐一的斷命天涯，但離開的妻子孩子則成為影片中明天的希望；即使是非常黑色非常悲劇的《非常突然》，影片最後六個警察與兩名匪徒在槍戰中同歸於盡，但黃浩然所扮演的警察卻因為之前的一次槍傷而逃過此劫－－老子的禍福轉化思想，成為影片的非常突然的死亡中的最後的希望……
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電影中所貫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還是隱隱若若的浮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