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電影史跡館在哪裡

1. 蔡楚生的人物生平

蔡楚生，他被評論界譽為中國進步電影的先驅者、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奠基人，1906年出生於上海，廣東省潮陽縣(今廣東省汕頭市)銅盂鎮集星村人。蔡楚生讀過4年私塾，後以各種舊報紙作為課本，
刻苦自學。1925年，在汕頭參加店員工會，組織進業白話劇社，擔任戲劇演出的編劇、導演、演員，並試寫文章和繪畫。1926年，和進業劇社的同人協助上海華劇影片公司在汕頭拍攝外景，與人合作編寫了滑稽短片《呆運》，這是其對電影最初的嘗試。1929年到上海，曾在幾家影片公司當臨時演員、劇務、美工、宣傳、場記、置景、副導演、編劇，學習電影藝術的各門知識。1929年，入明星影片公司，任鄭正秋的助理導演和副導演，協助拍攝了《戰地小同胞》（1929）、《碎琴樓》（1930）、《桃花湖》（1930）、《紅淚影》（1931）等6部影片。1931年夏，加入聯華影業公司，正式擔任編劇、導演。先後創作了《南國之春》（1932）和《粉紅色的夢》（1932）。這兩部作品反映出濃厚的感傷情調，脫離了當時的嚴酷現實。受到了左翼電影工作者的批評。在此期間，蔡楚生與他人聯合編導了反映「一二八」抗日的故事影片《共赴國難》（1932）。1933年，蔡楚生參加了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被選為執行委員，接著導演了影片《都會的早晨》，標志著他創作思想上的重大轉變。1934年，編導影片《漁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轟動影壇，創造了當時中國影片賣座的最高紀錄。影片在1935年2月舉行的莫斯科電影節上獲得「榮譽獎」，成為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
1935年 到抗日戰爭爆發前，他先後導演了《新女性》、《迷途的羔羊》（1934，蔡楚生導演）和《王老五》等影片。同時，還創作了《飛花村》、《兩毛錢》和《歌舞班》3個電影劇本。抗日戰爭爆發後，蔡楚生由上海到香港，團結一部分粵語電影工作者，積極籌劃拍攝抗戰影片，於1938年連續編寫了《血濺寶山城》和《游擊進行曲》兩部粵語影片的劇本。後又編導了表現上海人民在淪陷區進行不屈斗爭的影片《孤島天堂》（1939）和歌頌香港工人熱情支持抗戰的影片《前程萬里》（1941）。
1945年 抗日戰爭勝利後，蔡楚生回到上海，參加聯華影藝社和昆侖影業公司的創建，並任昆侖的編導。1947年，與鄭君里合作編導《一江春水向東流》。這部影片，再次創造了國產影片賣座的最高紀錄，當時被譽為「中國電影發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標」。同年冬，去香港，參加了推進華南電影的改進工作。1949年到北平，出席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和電影局副局長、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和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職。195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58年，他在珠江電影製片廠編導了影片《南海潮》（只完成上集，1963）。影片具有濃烈的時代氣息和地方色彩，上映後，受到觀眾的歡迎。
從30年代到60年代，蔡楚生的電影創作，緊扣時代的脈搏，吸取中國古典章回小說的結構特點，影片的故事內容豐富、情節曲折、結構完整、層次分明，引人入勝。同時，他善於運用對比、呼應的藝術手法，把貧與富、美與丑、善與惡等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物和生活場景組接成有鮮明對照意義的鏡頭，使其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而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以及細膩的細節刻畫，又都使他的電影創作顯出獨特的風格。
1963年，蔡楚生在建國後執導的電影、也是他的最後一部電影《南海潮》上映。當他准備拍攝下集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他被誣陷為「牛鬼蛇神」，慘遭迫害。1968年7月15日，62歲的蔡楚生，含冤去世。11年後，冤案平反，時間掌握在歷史的手中，永存的還有那無法消滅的銀幕形象。
蔡楚生除編導、拍攝影片、擔任電影領導工作外，還發表過散文、雜文、電影理論、電影評論和回憶錄文章多篇。其中，《對分鏡頭劇本和文學劇本的一些看法》及《創作四題》等，闡述了他的實踐體會和對電影藝術的精闢見解，具有重要意義。

2. 為何上海會成為中國電影發祥地

早在1941年，影界大佬羅明佑就提出：「自最初的中國電影至最近的中國電影，悉由廣東人領銜演出」；他還如數家珍報了一長串粵籍影人名單，有鄭正秋、黎民偉、黎北海、羅明佑、蔡楚生、張織雲、楊耐梅、阮玲玉、胡蝶、陳雲裳等等，聲稱「隨時隨地都遇見廣東籍的銀色戰士」。另據浙江影協統計，在中國電影百年歷史長河中，共有上百位寧波籍影人作出了貢獻，包括電影編導張石川、袁牧之、應雲衛、桑弧、林杉、干學偉、張鑫炎、張子恩；電影經營家邵醉翁、邵逸夫、柳中亮、柳中浩、徐桑楚；電影技術家鄭崇蘭、林聖清；電影演員韓非、張翼、舒適、王丹鳳、喬奇、白穆、陳思思、洪金寶、周星馳等。然而，廣東人從影雖多，廣東並未成為中國電影的搖籃；寧波人從影也多，寧波亦未提供早期影人馳騁的空間。當年那些「恥為人後、勇於進取」的寧波人，不約而同作出了「成才非去上海不可」的選擇。上海自開埠後形成的開放性、商業化社會環境，當仁不讓地成為電影這一舶來品在中國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
19世紀末以來，「影戲」在上海這個娛樂需求極旺盛的大都市營造出得天獨厚的文化空間與市場，生成了中國電影史上諸多「第一」，舉其要者有：
1896年8月，上海徐園放映「西洋影戲」，首開中國人第一次看電影的紀錄；
1913年9月，第一部國產故事片《難夫難妻》在上海問世；
1922年3月，張石川、鄭正秋等在上海創辦第一家股份制「明星影片公司」；
1927年1月，中國第一部電影年鑒《中華影業年鑒》在上海出版；
1931年3月，明星公司在上海推出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
1941年9月，萬氏兄弟在上海攝制中國第一部大型動畫片《鐵扇公主》；
1947年10月，史詩性悲情大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在上海連映三個多月，觀眾近80萬人次，創下國產片票房新紀錄；
1948年8月，中國第一部譯配英語的《假鳳虛凰》從上海輸往歐美放映。
據統計，上世紀20年代共有142家電影公司在上海開張，此後優勝劣汰，形成明星、天一、聯華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作為中國電影製作、發行、放映的龍頭地位。曾有人提出「一城電影」的說法，因為1949年以前攝制的3000多部國產片，其中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成為中國民族電影的重鎮。與此同時，在上海涌現出中國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體，名編導與名演員珠聯璧合，創作出《神女》《漁光曲》《大路》《馬路天使》《萬家燈火》《小城之春》等載入世界電影史冊的經典名作。中國電影史上有不少重大事件、重要現象均同上海有著密切關聯，誠如先驅者鄭正秋所言：「中國之上海，猶美國之好萊塢。影片公司，星羅棋布；電影明星，薈萃於此。」可以說，在中國沒有哪一座城市與電影的歷史淵源如上海這么深厚久遠。
然而，上海作為中國電影的發祥地，至今給後人留下了哪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電影歷史遺痕？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現今還能尋訪到不少與中國電影歷史相關的舊址，在那些物理空間的背後潛藏著影壇軼聞，留存著彌足珍貴的電影文化符號，彰顯上海所擁有的深厚電影文化積淀。例如1896年最早放映「西洋影戲」的徐園，其原址為天潼路814弄地塊，此前還遺留著1881年建造時的界碑。又如，30年代初任光、聶耳錄制有聲電影插曲的「百代唱片公司」小紅樓，現掩映在徐家匯綠地之中，此處追根溯源乃是《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地。再如，中國影壇名人30-40年代幾乎都在上海石庫門弄堂居住生活過，如鄭正秋（進賢坊）、田漢（日暉里）、夏衍（業廣里）、阮玲玉（沁園邨）、胡蝶（四明邨）、周璇（元吉里）、蔡楚生（千愛里）等，他們住過的寓所現已受到文物保護部門，一塊塊鐫刻著名人姓氏的紀念銘牌出現在那些故居的門首。從搶救電影歷史遺產的意義上說，這些存量不多的舊址構成中國電影跨越一個世紀的人文景觀資源。
上海曾是中國電影市場的半壁江山。20世紀30年代，國內共有233家影院14萬個座位，上海一地擁有53家影院3.7萬個座位，約佔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電影的風靡程度可見一斑。但令人遺憾的是，前些年上海掀起新一輪城區改造，如建於1925年的「夏令配克大戲院」（解放後更名新華電影院）說拆就拆，從此讓人覺得南京西路少了點人文氣息。這也警示我們，上海歷史文化遺產不容再流失！由主管部門公布的「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名單上，不少老字型大小影院榜上有名（當年稱「大戲院」）：金城大戲院、中國大戲院、光陸大戲院、大光明、新光、蘭心、國泰、美琪等等。在這些影院里曾發生過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如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戲院憤起阻止好萊塢辱華片《不怕死》上映；1936年3月，卓別林訪滬「閃電之旅」光顧新光戲院等。目前「老當益壯」仍在服役的專業電影院屈指可數，僅剩大光明、國泰兩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電影刊物出版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顧肯夫、陸潔、張光宇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本《影戲雜志》，現已成為上海圖書館珍藏的電影文獻鎮館之寶。此後近三十年間，在上海出版的電影雜志、電影畫報多達207種。這些塵封已久的電影文獻，已被上海圖書館列為數字化搶救項目。
記得數年前訪洛杉磯漫步好萊塢街頭，看到早期美國電影業的瓶瓶罐罐、一紙一片均被當作文物陳列，不由感嘆好萊塢角角落落都溢出電影的氣息。香港同胞亦大力打造「電影香江」城市名片，訪港遊客步出機場，隨手能取到一張《香港電影地圖》，以此吸引四方影迷按圖定址，參觀港島各種電影景點。我想，黃浦江畔也應樹起「電影上海」的標幟，與浦東迪士尼樂園遙相呼應，吸引海內外遊客和影迷來此觀光，構成一趟撫今追昔的上海電影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