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香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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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如何看待港警匪片

1、善与恶的命题

类型片向来是讲善恶的，久已如是，百年来似乎没什么变过，要变，也无非是复杂些。

早在香港警匪片出现前便是如此，民间的行侠仗义，是为善，恶人呢，总是与官府勾结或者一片官派作风。碰着一个“官”字便十恶不赦起来。英雄与政治总脱不了关系。

那时讲究的是反抗，政治总是污浊的，从《火烧红莲寺》到《黄飞鸿》，反抗的姿势千奇百怪，鲜有说“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使然，人们不相信。

等到《警察故事》或者《省港骑兵》，那已经是廉政公署之后的事了，香港人开展“整风运动”，警察的形象才好起来，变成了善的代表，你看《点指兵兵》，满是同情的口气，这恐怕是香港警察这个词所罕见的待遇。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香港警匪片输出世界，成为我们对港片的记忆。

说起来，香港警察的形象很大程度是由警匪片树立起来的，只不过大家乐得接受，倒也相安无事，平和了一段时间，成龙两夺金马影帝，靠的也多是输出的形象分。只是这种情况放到九七之后便有些不伦不类起来，民众对警队日趋不满，还谈什么健康形象？

于是善与恶便在这里纠结起来，一方面成龙式的形象全然没有说服力，一方面为了内地市场也不好说警队的不是，两头不靠，郁闷得很。

似乎只有杜琪峰看得清楚，警匪，在杜琪峰电影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可以全部是警，也可以全部是匪，杜琪峰的警匪片只是借助这个壳的自我表达。同理的还有《无间道》。

所以你看，九七之后的警匪片大多不成气候，在合拍计划之后，几乎全军覆没。

《扫毒》有善恶，警方是善毒贩是恶，《风暴》也有善恶，警方是善抢匪是恶，不同的是《风暴》里关于善恶的处理更人性些，但大方向看来，还是脸谱化严重。

《风暴》讲法制，只是搞不懂刘德华这样的信念从何而来，朋友怎么看，民众怎么看，全然没有交代。

在《风暴》中，民众是缺席的，因为这个缺席，电影的可信度便降了很大一截。但你若要在电影里加入民众，恐怕香港人自己看了都会发笑，在这里，善与恶的处理变成了一个费解的难题，香港警匪，只能打打擦边球。

所以所谓纯正的香港警匪是再也寻不着的，观众的印象停留在八九十年代，形势却又是变得翻天覆地，最多像《扫毒》一样，玩玩“空想警匪主义”了。

2、现实与幻想的脱离

我们还是从早期说起。最早的警匪片大约是可以分为三个派别的，新浪潮的写实派，吴宇森的浪漫派，还有一些所谓记录历史派。

写实派自不必讲，关注社会是新浪潮的特点，不分警匪还是武侠，而即便吴宇森，也是融入了自己的时代印记和社会看法的。《英雄本色》只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本色》，《喋血街头》也只能是吴宇森自己的《喋血街头》，让人哂笑的是许多年后陈木胜用了《喋血街头》的壳来讲一个所谓“兄弟情”的故事，他不知道的是，没有了那股个人体验，这个故事已经气韵顿失了，他的所谓兄弟情，只是老电影里的兄弟情。

桂洪志的一些电影，麦当雄的一些电影，却在严格地从大环境里寻题材，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成为他们必然记录的话题，你看《省港旗兵》，无论过去多少年，在几乎所有的评选中都能占据前十的位置，这部电影已经等同于时代。

但是你看现在的香港警匪片，大多存在于幻想世界中，你要大格局，于是去了泰国，但这里的泰国仅仅只是一个符号，泰国警方不起任何作用，泰国匪帮也和香港匪帮没有二致，除了可以上演直升机追车的老套戏码，实在看不出任何作用。

更幻想的是所谓炸掉中环，你炸中环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导演不去估计，中环向来如潮的人流在哪里，导演选择失明，这么大阵仗去抢银行合理性有多少，导演依旧不理，可以这么说，这里的中环只是导演心中幻想出来的中环，与香港扯不上半点关系，如同泰国也与泰国无关一样。

在发布会上有人问导演，电影里搞那么大动静，隔壁的驻港部队怎么不出动？导演笑而不答。于是许多人联想到政治隐喻，我却以为，幻想的世界本就不存在什么合理性的考虑。

我不知道香港人如何看待这类“臆想电影”，至少我是无法接受的，这和早年内地盛行的古装大片几乎没有区别。

3、怀旧的迎合

似乎从几年前开始，国人怀旧的风潮便愈演愈烈，对于经济与电影都处于起步阶段的群体来说，这样的怀旧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香港电影的怀旧是源自合拍片的几年之后，起初只是简单的技术重复，到这些年，便上升的夸张的地步了。究其原因，无非是看录像厅的那一代人长大了，而且多渗入电影行业之中。

你我都抵挡不了身边人三三两两的吹风，人们喜欢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好的，如果精力旺盛地整天泡在网上，难免受到“过滤数据”的影响，所以，连孙建君也会认为自己的电影是好的。

但市场反映也是如此。人们喜闻乐见，创作者便懒得思考了，更何况，他们还能在此去唏嘘昔日的荣耀。

从本质来说，《扫毒》是和《光辉岁月》一样的两个侧面，一个收集符号，一个收集人，《扫毒》把吴宇森、林岭东、杜琪峰扫了个遍，《光辉岁月》则把七八十年代的武打巨星聚集了起来，《扫毒》扫的是八零年代后生人的票房，而《光辉岁月》，则把岁数再往前推二十年，按照电影市场年龄分布的规律来看，也难怪差异得那么明显了。

怀旧不是不可以，我觉得问题是出在怀旧的迎合上。

两三年有一部电影叫《打擂台》，也是怀旧，年龄段更早，却把这个旧怀得轰轰烈烈，情怀不断，而《扫毒》，却只在拼贴符号，究其原因，我想就是心机的区别。《扫毒》的迎合心机太明显。

迎合是香港导演目前的通病，美其名曰“接地气”，在内地要接内地的地气，在香港要接香港的地气，所以同一个导演拍合拍片和拍纯港片是截然不同的，更有甚者，香港的地气逐渐演变为粗口与政治隐喻。似乎香港人就是这样的。

彭浩翔便是一个显然的例子，《春娇与志明》被港人批评讨好内地，他便捣鼓出《低俗喜剧》来，极尽恶俗之能事，还安排了一个广西佬，种种企图用心明显，港人当然盛赞。只是奇怪的是，今次的《飞虎出征》他把嫖妓地点从原定的深圳改为了澳门，这个改动让人猜想甚多。

当然，《飞虎出征》虽然也有警匪，但却是不值一提的电影。

或者可以这么说，迎合，让香港导演丢失了创作的动力。

4、惰性与吹捧

吹捧无处不在，尤其是一些只喜欢香港电影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后这种情况越发明显。

别以为导演对社会舆论都是了如指掌的，我便保证这篇关于香港导演的文字不会有任何一个香港导演读到。社会的反应，再不济，也是五五分，你看孙建君、郭敬明们有如此自信就可以知道。所以看到《小时代》三、四部的开拍或者《四大名捕2》的上映也不用多过惊讶，身边的工作人员总能找到在某一处的成功，别低估了他们的智慧。

持续的吹捧会让这些导演以为复制这条路是对的，这很容易理解，想想你爹妈在你耳边整天唠叨要生一个孩子就知道。只是与生孩子不同，复制，是拍电影的捷径。

捷径走多了，难免不思进取。既然得到的利益差不多，为什么还要苦费心思？利益，成了拍电影的终极目标。

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畸形就在于此，目的都是在于钱，冯小刚说“钱是王八蛋”，是许多年前王朔的口吻，但是，既然如此，你拍出这个片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造福大众？这是慈善的施加恩惠？恐怕没人同意。

《风暴》的惰性在于全盘复制，人物性格、人物设置、剧情走向，你都可以在以往的电影中找到模板，至于轰炸中环，如此表面化的视觉呈现都可以叫创新？那我说《富春山居图》的迪拜之战在全球电影中都算创新，人家没拍过。

《扫毒》更甚，你都找不出一个原创的符号，“誓要入刀山”，一首歌就可以代表的电影。

温水青蛙死得慢，但终究会死，如果不用点心思，只能是在劫难逃。

5、 旧思维的贪恋

说到底都是一个贪字，贪恋票房、贪恋捷径、贪恋曾经的辉煌。

曾经的辉煌是骄傲，也可以成为桎梏。你的怀恋过去和求新求变一样都是建立在往日基础上的，号称警匪片新出路的《风暴》也只是在皮毛上下了些工夫，实则并无二致。

早年香港电影新浪潮为什么给港片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只是因为这些导演多有国外的经验，他们彻底抛弃了更辉煌的邵氏时代，方向和技法不同，从而出现许多好作品，而如今的导演，有些是辉煌年代的从业者，有些是辉煌年代的影迷，他们挥之不去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谈彻底决裂，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香港警匪片的困局也在于此，你不自觉地就走向了传统的那一面。

太过迷恋光辉岁月，便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某某是这么干的，某某某也是这么干的，前人的经验变成了教条，你便失去了创作的能力，陈木胜的《扫毒》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其实人们喜欢的不一定是《扫毒》，而是《扫毒》里出现过的许多电影。

这两年内地出了许多新导演，尽管质量欠佳，但总归是新鲜的念头新鲜的路，他们代替不思求进者，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㈢ 请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谈谈关于香港电影近些年来的发展以及相关信息

香港电影黄金期已经过了，但是我有信心，一定崛起的，香港人很坚强~
动作片虽然年迈，但又一批年轻人还是在投入，我相信只要仍然有人，就有电影

㈣ 瀵逛簬棣欐腐鐢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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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香港电影对中国大陆的人有什么影响与特殊意义为什么香港电影在中国大陆人心目中有重要地位

很喜欢这个问题 说说个人的看法
电影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种软性的政治宣传。76-88年生人的内地观众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内地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是空白，而欧美电影在这段时间内也并不像现在这么强势，在这种情况下，港片的高产让观众从银幕上接受了大量的信息，让在这个年龄层的观众在处世、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甚至审美观上受了极大的影响，提到小马哥，人人都会想起那件黑风衣和那根牙签，都会想起他的江湖义气（哪怕现在，杜琪峰电影都会唤起人们对江湖义气的向往，比如枪火），提到古装美女，都会想起聂小倩，提到大侠，都会想起郭靖、黄飞鸿，说到英气逼人，都会想到林青霞的东方不败。更别说王晶、周星驰兴起的无厘头，古惑仔引起的帮派热
本人是个港片迷，很想多说一些，不过水平实在不高，而且这个问题感觉太广，因为港片在内地有今天的地位，还牵扯到了20年前内地电影极度不重视，审查的极度扯淡等等，还有就是香港电视剧引起的追捧。还记得小时候看了霍元甲、射雕后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比武的事，哈哈

㈥ 香港电影的评论

虽然香港电影是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模式，但是，在娱乐的内核，却散发着社会阅读的模式，而使得香港电影在影像中或多或少的对社会现实获得一点的认识与了解（更何况，寓教于乐是中华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而香港电影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跟内地电影几乎是相互融贯的）。如香港的多年以来的住房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的李晓导演的《危楼春晓》，到60年代的秦剑的《难兄难弟》，再到70年代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方育平的《狮子山下》系列，甚至是80年代成龙的《警察故事》、90年代张之亮的《笼民》等，都多多少少的反射出香港社会的住房紧张的问题；又如香港的治安与黑社会问题的严重，也在不少的电影中出现，甚至警匪动作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之一，如《英雄本色》、《黑社会》等 。
香港电影是香港社会现实的某种反射，因而也贯穿了香港人的重要精神面貌：乐观自信。即使是在回归以后有了祖国这个“母亲”这个“大家庭”，即使是面临困境与挫折，这种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凝结的香港精神也被融入于影片之中，无论回归之前，或者回归后的作品中。
殖民地的历史是香港19世纪以来的不可挥抹的痕迹，也虽然给香港带来了不少的伤痛，但是，不能否认这种殖民统治所带给香港的积极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而也使得乐观自信成为港人的一个重要精神面貌。
1961年，郭伯伟爵士担任港英政府的财政司，直到1971年。在这十年当中，他推行所谓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主要是认为政治家与文职官员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样通晓经济，也不比为商业衰退承担责任；而政府只需为了赤贫者的利益进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预），使得扣除掉通货膨胀因素，香港的实际工资增长了50%，月收入低于400港元的家庭从50%下降到16%，更是使得香港逐渐形成了典型的现代社会态度，甚至港人以近乎藐视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英国（认为英国经济的症结在于政府扶持难以存活的企业，导致进取精神的丧失），再加上在政治上香港处于英国与中国的夹缝中，香港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而经济的迅速腾飞，更是使得他们相信多劳多得、相信明天会更好。（1971年11月麦理浩爵士的担任香港总督则促使香港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就如刘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所说，香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发展，里面有好多的挫折和让人沮丧的时候和事件，但是有港人的不停地支撑着，使香港不屈不挠。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在《麦兜故事》中，麦太一边练着体操一边唱着，尽管麦太是单身母亲，带着麦兜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是，她希望孩子出生后即使没有周润发、梁朝伟般的帅气也要有好的运气，她相信明天会更好而可以带着儿子到马尔代夫看蓝天白云，即使在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与挫折。而春田花花幼稚园的Miss Chen所教给麦兜他们的那首英文歌曲，《All thing bright and beautiful》，同样是充满着阳光般的温暖与明丽。至于麦兜，更是一次次的在挫折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的往前走着，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希望永远都比失望要多，而明天会更好，这是麦兜所坚信的，也是港人所坚信的。
即使是那个因为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阿金，在自助银行中她仍然不忘给予同样处于困境中的歹徒以教导乐观自信的港人精神，别的舞女因为长得漂亮而有不少的顾客关注，而阿金则以自己的独特的“醉拳”赚钱甚至敬业……20世纪70年代的一楼一凤，80年代的股市大跌（在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中也有所表现），再到90年代的北姑的纷纷涌入香港“淘金”“讨吃”以及亚洲金融风暴，虽然也表现出阿金的从“得意”到“失望”再到“叹气”的过程，但始终洋溢着阿金的乐观自信的香港精神，也从没有放弃希望－－影片最后的阿金得到了朋友偿还的钱，则是这个希望的具体体现。
香港电影很多时候的大团圆的结局，其实也是香港人的那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都心存希望，明天会更好－－如果比较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主流动作电影，这种乐观自信的现代港人精神更加的明显。张彻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60年代的内地的文化大革命与香港天星轮提价所引发的港人暴乱对他的武侠片的影响，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都是以主角的死亡为终结，如《报仇》、《刺马》等；但到了吴宇森（他深受张彻的影响），孩子这个未来的希望的象征则被一而再的再现于影像中，无论是《英雄本色2》还是充满暴力的隐喻的《喋血街头》，甚至《辣手神探》的高潮戏中穿插了救助婴儿的场景；而到了刘伟强导演的“古惑仔”系列，黑帮英雄得以更加的年轻化的处理，且散发着自信的因素……
而即使是在一些悲剧性的作品当中，也不乏这种乐观自信的因素，如张婉婷的《玻璃之城》，父辈的爱情在车祸中走向终结，但儿女一代却在不断的误会与消解中逐渐的走到了一起；《狗咬狗》是香港电影中少见的一部暴力、灰色的CULT作品，但最后出生的婴儿则给这个灰色的故事带来了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亮色；杜琪峰在《枪火》中让五兄弟之一死里逃生，尽管整部影片散发着浓浓的死亡的气息，而到了《放·逐》虽然是让五兄弟逐一的断命天涯，但离开的妻子孩子则成为影片中明天的希望；即使是非常黑色非常悲剧的《非常突然》，影片最后六个警察与两名匪徒在枪战中同归于尽，但黄浩然所扮演的警察却因为之前的一次枪伤而逃过此劫－－老子的祸福转化思想，成为影片的非常突然的死亡中的最后的希望……
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电影中所贯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还是隐隐若若的浮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