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电影史迹馆在哪里

1. 蔡楚生的人物生平

蔡楚生，他被评论界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1906年出生于上海，广东省潮阳县(今广东省汕头市)铜盂镇集星村人。蔡楚生读过4年私塾，后以各种旧报纸作为课本，
刻苦自学。1925年，在汕头参加店员工会，组织进业白话剧社，担任戏剧演出的编剧、导演、演员，并试写文章和绘画。1926年，和进业剧社的同人协助上海华剧影片公司在汕头拍摄外景，与人合作编写了滑稽短片《呆运》，这是其对电影最初的尝试。1929年到上海，曾在几家影片公司当临时演员、剧务、美工、宣传、场记、置景、副导演、编剧，学习电影艺术的各门知识。1929年，入明星影片公司，任郑正秋的助理导演和副导演，协助拍摄了《战地小同胞》（1929）、《碎琴楼》（1930）、《桃花湖》（1930）、《红泪影》（1931）等6部影片。1931年夏，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担任编剧、导演。先后创作了《南国之春》（1932）和《粉红色的梦》（1932）。这两部作品反映出浓厚的感伤情调，脱离了当时的严酷现实。受到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批评。在此期间，蔡楚生与他人联合编导了反映“一二八”抗日的故事影片《共赴国难》（1932）。1933年，蔡楚生参加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导演了影片《都会的早晨》，标志着他创作思想上的重大转变。1934年，编导影片《渔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影坛，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影片在1935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1935年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导演了《新女性》、《迷途的羔羊》（1934，蔡楚生导演）和《王老五》等影片。同时，还创作了《飞花村》、《两毛钱》和《歌舞班》3个电影剧本。抗日战争爆发后，蔡楚生由上海到香港，团结一部分粤语电影工作者，积极筹划拍摄抗战影片，于1938年连续编写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两部粤语影片的剧本。后又编导了表现上海人民在沦陷区进行不屈斗争的影片《孤岛天堂》（1939）和歌颂香港工人热情支持抗战的影片《前程万里》（1941）。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参加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创建，并任昆仑的编导。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再次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当时被誉为“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同年冬，去香港，参加了推进华南电影的改进工作。1949年到北平，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导了影片《南海潮》（只完成上集，1963）。影片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上映后，受到观众的欢迎。
从30年代到60年代，蔡楚生的电影创作，紧扣时代的脉搏，吸取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结构特点，影片的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引人入胜。同时，他善于运用对比、呼应的艺术手法，把贫与富、美与丑、善与恶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和生活场景组接成有鲜明对照意义的镜头，使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以及细腻的细节刻画，又都使他的电影创作显出独特的风格。
1963年，蔡楚生在建国后执导的电影、也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南海潮》上映。当他准备拍摄下集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被诬陷为“牛鬼蛇神”，惨遭迫害。1968年7月15日，62岁的蔡楚生，含冤去世。11年后，冤案平反，时间掌握在历史的手中，永存的还有那无法消灭的银幕形象。
蔡楚生除编导、拍摄影片、担任电影领导工作外，还发表过散文、杂文、电影理论、电影评论和回忆录文章多篇。其中，《对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的一些看法》及《创作四题》等，阐述了他的实践体会和对电影艺术的精辟见解，具有重要意义。

2. 为何上海会成为中国电影发祥地

早在1941年，影界大佬罗明佑就提出：“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他还如数家珍报了一长串粤籍影人名单，有郑正秋、黎民伟、黎北海、罗明佑、蔡楚生、张织云、杨耐梅、阮玲玉、胡蝶、陈云裳等等，声称“随时随地都遇见广东籍的银色战士”。另据浙江影协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共有上百位宁波籍影人作出了贡献，包括电影编导张石川、袁牧之、应云卫、桑弧、林杉、干学伟、张鑫炎、张子恩；电影经营家邵醉翁、邵逸夫、柳中亮、柳中浩、徐桑楚；电影技术家郑崇兰、林圣清；电影演员韩非、张翼、舒适、王丹凤、乔奇、白穆、陈思思、洪金宝、周星驰等。然而，广东人从影虽多，广东并未成为中国电影的摇篮；宁波人从影也多，宁波亦未提供早期影人驰骋的空间。当年那些“耻为人后、勇于进取”的宁波人，不约而同作出了“成才非去上海不可”的选择。上海自开埠后形成的开放性、商业化社会环境，当仁不让地成为电影这一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
19世纪末以来，“影戏”在上海这个娱乐需求极旺盛的大都市营造出得天独厚的文化空间与市场，生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诸多“第一”，举其要者有：
1896年8月，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首开中国人第一次看电影的纪录；
1913年9月，第一部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问世；
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等在上海创办第一家股份制“明星影片公司”；
1927年1月，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中华影业年鉴》在上海出版；
1931年3月，明星公司在上海推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1941年9月，万氏兄弟在上海摄制中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
1947年10月，史诗性悲情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近80万人次，创下国产片票房新纪录；
1948年8月，中国第一部译配英语的《假凤虚凰》从上海输往欧美放映。
据统计，上世纪20年代共有142家电影公司在上海开张，此后优胜劣汰，形成明星、天一、联华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龙头地位。曾有人提出“一城电影”的说法，因为1949年以前摄制的3000多部国产片，其中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重镇。与此同时，在上海涌现出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体，名编导与名演员珠联璧合，创作出《神女》《渔光曲》《大路》《马路天使》《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载入世界电影史册的经典名作。中国电影史上有不少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均同上海有着密切关联，诚如先驱者郑正秋所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与电影的历史渊源如上海这么深厚久远。
然而，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至今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电影历史遗痕？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现今还能寻访到不少与中国电影历史相关的旧址，在那些物理空间的背后潜藏着影坛轶闻，留存着弥足珍贵的电影文化符号，彰显上海所拥有的深厚电影文化积淀。例如1896年最早放映“西洋影戏”的徐园，其原址为天潼路814弄地块，此前还遗留着1881年建造时的界碑。又如，30年代初任光、聂耳录制有声电影插曲的“百代唱片公司”小红楼，现掩映在徐家汇绿地之中，此处追根溯源乃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再如，中国影坛名人30-40年代几乎都在上海石库门弄堂居住生活过，如郑正秋（进贤坊）、田汉（日晖里）、夏衍（业广里）、阮玲玉（沁园邨）、胡蝶（四明邨）、周璇（元吉里）、蔡楚生（千爱里）等，他们住过的寓所现已受到文物保护部门，一块块镌刻着名人姓氏的纪念铭牌出现在那些故居的门首。从抢救电影历史遗产的意义上说，这些存量不多的旧址构成中国电影跨越一个世纪的人文景观资源。
上海曾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20世纪30年代，国内共有233家影院14万个座位，上海一地拥有53家影院3.7万个座位，约占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电影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但令人遗憾的是，前些年上海掀起新一轮城区改造，如建于1925年的“夏令配克大戏院”（解放后更名新华电影院）说拆就拆，从此让人觉得南京西路少了点人文气息。这也警示我们，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不容再流失！由主管部门公布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上，不少老字号影院榜上有名（当年称“大戏院”）：金城大戏院、中国大戏院、光陆大戏院、大光明、新光、兰心、国泰、美琪等等。在这些影院里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如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戏院愤起阻止好莱坞辱华片《不怕死》上映；1936年3月，卓别林访沪“闪电之旅”光顾新光戏院等。目前“老当益壮”仍在服役的专业电影院屈指可数，仅剩大光明、国泰两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电影刊物出版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本《影戏杂志》，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电影文献镇馆之宝。此后近三十年间，在上海出版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多达207种。这些尘封已久的电影文献，已被上海图书馆列为数字化抢救项目。
记得数年前访洛杉矶漫步好莱坞街头，看到早期美国电影业的瓶瓶罐罐、一纸一片均被当作文物陈列，不由感叹好莱坞角角落落都溢出电影的气息。香港同胞亦大力打造“电影香江”城市名片，访港游客步出机场，随手能取到一张《香港电影地图》，以此吸引四方影迷按图寻址，参观港岛各种电影景点。我想，黄浦江畔也应树起“电影上海”的标帜，与浦东迪士尼乐园遥相呼应，吸引海内外游客和影迷来此观光，构成一趟抚今追昔的上海电影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