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样板戏电影是不是纯粹的电影
既然以电影而非舞台为载体,又为何不是纯粹的电影表现形式呢?不能因为它有“戏”就忽略了“影”,更不能因“样板”去忽略“戏”。还原舞台又超越舞台,这是我国戏曲戏剧电影特有的一贯的追求和发展,它并未异同于国外常见的歌舞电影,仍然在强调以一个完整的剧情故事为主导,继而带动整部影片的发展、高潮和结束。有些剧情确实拍的不好,但不能因此否定它存在剧情主线。
或许有人会认为样板戏是特殊的,不同于此类影片中,戏曲戏剧、歌舞音乐的样式和对剧情发展的着重,它的存在是为了其他一些目的。然而这样想,首先不纯粹的还是自身。中国这类电影的发展,是从歌舞音乐而始,继而转向戏曲戏剧,最终在今日发展成为剧情歌舞音乐剧。在此期间,样板戏电影并没有异同于这种发展转型。甚至,有些近年的影片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呢。
应该意识到,任何一部样板戏电影,都是从舞台剧本开始,最终以改编的方式制作成为电影的。在遵循样板戏的基本内核同时,作为电影却又超脱了舞台上的局限,这才是重点。因而它必然是一部电影,因此我们能看到各种镜头运用上的不同,在对这些进行探讨的同时,就能发现与原有舞台上的差异,也就得以肯定样板戏电影也还是一部电影了。
⑵ 样板戏电影中人物的四个等级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在所有人物中的四个等级定位也称“四个方面”;既 一等定位正面人物,二等定位英雄人物,三等定位主要英雄人物,四等定位主要反面人物”,基于这四种定位的要求,使每部样板戏都要遵循一个统一的范式那就是京剧样板戏必须是以“主要反面人物”的失败为结局的模式定论为依据。
具体定论的主体思想和突出范围;
(一)每戏题材必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线,人物以其阶级归属、政治态度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无论哪一出戏,必以“正面人物”取胜,“反面人物”失败为结局。
(二)“正面人物”里,又分出“一般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三个等次,这个“主要英雄人物”是戏的中心,他(她)必须是“出身本质好,对党感情深,路线觉悟高,斗争策略强,群众基础厚”,智勇兼备、品质全优,连相貌也得英俊魁梧。光彩夺人……他(她)从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之日起,在人生旅途中,无私心、无畏惧、无困惑、无迷惘,性格内全无矛盾冲突,起点多高,终点也多高,完美的性格,无需发展变化。“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早已完成,在这里只是行使“改造客观世界”的使命。[7]
(三)所谓“改造客观世界”,在戏里都表现为“打仗”,不是军事“仗”,就是政治“仗”,由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从本质上说,都是政治斗争,“主要英雄人物”一出马,反复交锋,多少回合,竟是只胜不败,所向披靡!万一有点小失利,责任也全在旁人,“一贯正确”论,“样板戏”首先树标。
(四)“反面人物”的谱式也很清楚:反动、自私、虚伪、残暴、卑鄙……集人性缺点之大成……若说“长处”,就有那么半点不堪一击的反动伎俩而已,更可喜的则是,他们十分“知趣”,深谙台下“革命观众”的好恶,自觉自愿地往舞台边儿靠,黑灯影里钻,决不“乱说乱动”,要动也是让英雄人物“牵了鼻子满台转”,要说,也须由正面人物按住疮疤狠命揭。难怪他们只败不胜,直至灭亡。
(五)“正面人物”的胜利,“反面人物”的失败,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戏的“主题思想”。这个“主题思想”,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政治观点,不过是借戏里的人和事,再“证明”一次罢了。而观众对于主题思想,用不着深思细辨,但看“主要英雄人物”的言论行动,都是在“阐发”主题思想。正所为“人物为主题而设”。“样板戏”的人物观,是用单一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视角来观察人。戏中的“好人”,“坏人”都是理念的化身,阶级的“代表”,每一位都必须以“阶级人”的面貌在戏中存在,动辄讲求“代表性”。那“主要英雄人物”身上集中了无产阶级全部优秀品质,但他(她)们做为个别的人、具体的人形象却是苍白的、干瘪的,除了年龄、职业、性别的不同,给了人物一个不同的外观,很难谈到有什么独特的风貌、独有的性格。依照这种“人物观”。每个戏都将原剧本做了蹩脚的增删。比如为了突出“武装斗争主题”(不论该剧有无可能以此为“主题”)硬将原本中并不重要的角色,提拔为“一号人物”所谓“加强”,并不在人物个性上努力,而是大添“抒情唱段”抒“革命之情”(实则是大唱“主题”),用“最好的舞蹈,最佳的舞台位置、最强的灯光”之类“突出”人物。这有如瘦鸡注射白水,“体积”越大,越显得内容稀薄。再如为了强调“阶级斗争主题”﹔在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戏里,一律安排一名“阶级敌人”,此人时时处处都“为本阶统说话”,执行破坏和捣乱的“任务”,但却能“隐藏多年”未被发现!以上这两种形象,如果我们不认为是“概念化”、“政治标签”,那么天下的艺术作品谁能有甚于此呢?平心而论:李玉和、乌豆(“样板戏”改称“雷刚”)这样的人物,满有条件成为颇具深度的艺术形象,但是一经这种“人物观”的删削、挖补,涂抹、堆砌,棱角磨尽、风采流失,越改越没有艺术力量。其中,乌豆下降为“二号人物”,但作为人物,失中有得:保存住若干性格特点,我想多谈几句的是李玉和:《红灯记》演绎了一个特殊家庭里三代人的命运,人物各有特殊的经历。人物之间又有特定的关系,这样有个性的题材在“样板戏”中是少见的。李玉和的形象亦是难得的:他有平凡普通、劳苦清贫的一生,却有辉煌壮烈、惊世骇俗的一死。他没有婚姻竟有家庭,在义母跟前,他是孝子,在养女心中,他是慈父。他要肩担道义、眼观风云,为民族和阶级去战斗,也要起早贪黑、不知疲惫,为老的和小的去谋食。然而他也有毛病:爱喝几口酒。为此还常挨母亲的训斥。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他的表现不消多说了,但面临生死的抉择,他应有坚强,也应有痛苦﹔该有自豪,也该有遗憾﹔他无愧于革命,献身于事业,当然应该含笑从容,他永别了老母,抛下了女儿又怎么能不撕心裂肺?他首先得像个“人”,才能是特大的“人”,刻画这样的人物,能把他的内心矛盾,性格发展的过程掩藏起来,用豪言壮语替代么?在“样板戏”尚未形成之前,电影、话剧、沪剧乃至不同的京剧改编本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有真挚的描绘,问题仍是:“样板戏人物观”反对这样写,它将那些渲染家庭气氛、骨肉之情的戏,描写真情实感、心灵搏斗的戏,一律斥之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叛徒哲学”,说是“丑化英雄形象”,硬是一笔抹掉!在“样板”化的新本里,李玉和刮了连鬓胡,成了“英俊青年”,不再“爱喝酒”,奇怪的是李奶奶怎么想起拿一大碗酒给他饯行!改得最多的是《刑场斗争》,其结果可想而知:李家三代与鸩山,四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早已完成,论意志,谁也不会妥协,论形势,不能发生逆转,名为“高潮”,实为“这场戏”而已!虽有大段繁重的唱工来装潢修饰,也不过是夸耀意志、表示决心。由于缺乏积极的“动作”,而使戏剧矛盾停滞定格。最可笑最可悲的怕是那句“斗志更坚”了:执笔者硬着头皮写了“狱警传”这个“有层次的抒情唱段”,已然是政治上绝对服从、艺术上降格以求罢,不料内中的“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想到此笑颜开热泪涟涟”又被挑了眼:“英雄流泪,不是软弱动摇么?”(怎么不能流泪?杨开慧、柳直荀不是“泪飞顿作倾盆雨”吗?)于是改为“想到此信心增斗志更坚”。竟然在《红旗》杂志上发“改动声明”。难道剧作者不知道此段前数第六句便是“意志更坚”吗?如此文章,岂不贻笑大方?“有层次的唱腔”唱这种没“层次”的词儿可见“窃取”说并不全面,还应加上“强奸”才对!李玉和这个颇有个性的形象,尚被“三突出”之类折磨得平板、僵直,那些依据概念捏造的人物,就更不在话下了。真正成功的艺术形象,与“样板戏人物观”所谓的“高大完美”,截然两样:成功的人物讲求个性:千人千貌,百人百心。其中有“伟大”者,但他这“伟大”必然表现在一方面或几方面,决不会百善集于一身。他要与“渺小”者相比较而存在,同时也要与自己性格中的“渺小”成分相较量,客观世界在变化,主观世界也要更新。“三突出”其实就是瞿秋白批评过的“一些百分之百的‘好人’打倒了一些百分之百的‘坏人’的简单化艺术”。瞿氏还指出:“这种简单化的艺术,会发生很坏的影响。生活不这么简单……假定在文艺之中尚且给群众一些公式化的笼统概念,那就不是帮助他们思想上武装起来,而是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几十年前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三突出”的提倡者,本意也许是要强化文艺的教育作用,但效果适得其反:它们削弱了文艺的教育作用。
⑶ 样板戏电影
样板戏,指一批创作于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主要反映传统政治立场的作品,其政治意义远超过文化价值。样板戏的影响力在文革达到顶峰,不仅是国家当时唯一允许出现的文艺作品。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其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同时由于其时代的象征,在老一辈人中仍具有生命力。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
我看过几部,感觉说话比一般的戏剧更有板有眼的,话讲的比较慢。停顿比较多。哈哈
⑷ 名词解释“样板戏电影”
由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改编的电影